(一)繁花滿樹,逶迤而來的春光,並未驅散這個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戰。
  從紛紛擾擾的東亞地緣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裡米亞局勢,再到牽動人心的馬航航班失聯,全球化正在將人類文明這艘大船帶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動,新的力量在生長,新的矛盾在產生,新的挑戰在積聚。在這樣一個時代,每個國家都需思考:如何為我們的世界增添更多確定性?
  今年年初,預測世界經濟前景時,就有專家斷言“最大的問題或許是,中國未來會發生什麼”,並認定“全世界都將受益於中國的改革舉措”。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啟的訪歐之旅,再度為國際社會廣泛矚目,相對於“習外交”耳目一新的豐富內涵,改革的旋律在“歐洲坐標”中反覆閃現。一個新興大國活力四溢的氣度、豪情萬丈的雄心,為憂心忡忡的世界註入信心:為什麼不能用更進取的行為,改寫人類不確定的命運?
  毫無疑問,世界上最難的是改變,因為改變意味著放棄陳規、丟掉積習、甚至犧牲自我,因此它考驗勇氣、磨礪信念,也衡量擔當。對於視改革為時代精神的中國而言,在慨然行進35年後,之所以選擇用全面深化改革來突破新的歷史隘口,正是希望為破浪前行的中國航船,尋找一片更為開闊的水域,為風雲變幻的世界版圖,構築一塊更為堅實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去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這場意義深遠的變革所企望達到的“總目標”,從制度、改革、現代化三個維度,給出了撬動中國發展的“總支點”。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提升到治理現代化的高度,將制度的完善與發展熔鑄為改革的總目標,這樣的跨越,不僅是一個充滿戰略意義的改革擘畫,更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頂層設計,甚至是人類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氣的徵程。
  從時間表倒數最緊迫的事項改起,從老百姓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伴隨著總目標的確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開。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全新境界。
  (二)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總目標?
  “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我們改革要達到的目的。”回望改革開放歷程,趕上時代的迫切要求,決定了中國改革的現代化指向。從“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到“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當代中國的辭典里,“現代化”與“改革”始終緊密相連。改革開放的本質,正是在黨的領導下,推動社會主義中國跟上現代化的時代潮流。而對現代化的理解,我們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十年裡,我們講過很多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在人們心目中,似乎只要把這些現代化拼接起來,一個現代化國家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可是,靠什麼推進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一旦落到實踐層面,很多問題就冒了出來。單槍匹馬的改革“新星”縱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化解眾多積重難返的矛盾;那些靈機一動的“點子”即使能救活一個產品一家工廠,也終不可與成熟的創新機制同日而語;而離開了嚴密規範的制度設計和執行,“一放就靈”“一包就靈”的神話,很快就會褪色失靈。不斷深入的改革實踐中,我們黨深刻認識到,“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社會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現代化才能平穩持續地向前推進。
  如果說,漸進式的路徑選擇,“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方式,決定了我們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發、零散和獨立進行的,那麼改革走到今天,各項改革舉措的關聯性、耦合性越來越強,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構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已成當務之急。
  如果說,當年的改革更多是由嚴峻的形勢所倒逼,其核心任務是剋服那些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那麼今天的改革,更需要從治理結構、治理機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層面上全方位優化,解決好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
  如果說,過去我們對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能力的要求時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執行環節重視不夠,或是忽視了對制度科學性規範性的要求,那麼到今天,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機結合、共同完善,已是勢在必行。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現代化作為繼“四個現代化”後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對於一個在現代化道路上奮力追趕的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悠久的文化傳統、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決定了中國必須成為創新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重要參與者。這是我們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視角。從改革的進程中去觀照,用廣闊的歷史眼光來審視,放在我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中去衡量,我們才能洞悉其深刻內涵、把握其重要意義。
  縱觀社會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過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樣的全新社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實踐和探索。無論是巴黎公社的街堡,還是共產國際的戰歌,都未能讓馬克思、恩格斯經歷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從拉茲里夫湖畔奮筆疾書《國家與革命》,到打響攻占冬宮的第一槍,列寧領導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立,卻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長逝了。有英勇抗擊納粹的壯舉,有黨內大清洗的悲劇,也有腐敗愈演愈烈的積弊,蘇聯在其70多年治理歷程中曾寫下輝煌一頁,但由於沒能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最終難以逆轉國亡政息的命運,留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筆。
  從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看,實現這樣的總目標更具複雜性和緊迫性。自漢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個時代的頂峰。然而自商鞅廢井田、立郡縣之後,“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社會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君主專制制度始終沒有改變。當歐美國家爭相改製圖強之時,中國卻如同一頭沉睡的雄獅,固守於宗法祖制,與治理現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頭辛亥革命的槍聲,擊碎了綿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但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種種國家治理體系的方案都在現實中敗下陣來。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百年夢想,併在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成果,終於找到了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路徑。
  “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回望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歷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併在此基礎上進行改革,到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走過前半程;後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便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早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歷史方位,落實這一戰略構想恰逢其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標註現代化的新高度,成為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四)“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制度的設計必須適應時代的變化,治理的腳步需要跟上發展的節拍。獲得這樣的認識並不算難,難的是何謂“適應”、怎樣“跟上”?
  改革的歷史,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制度演進史、治理完善史。短短1/3個世紀里,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面對長期執政下的挑戰,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黨的領導體制逐步規範化、制度化。適應人民群眾不斷增強的權利意識,我們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完善信息公開機制,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開闢新渠道。面對社會轉型的矛盾凸顯、利益分化,我們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建設生態文明……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夯實基礎,對完善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治理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而今,我們又提出了更高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一個總攬全局的發展目標,也是一項極為宏大的系統工程。它意味著體制機制和治理方式必須向著現代化艱難轉身,要求我們必須把握好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制度自信與深化改革、價值體系與治理體系這幾對重要的關係。
  (五)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必須認識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
  一方面,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從本質上說,現代化的進程也是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制度是決定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的關鍵性因素,只有不斷推進制度的變革,推進治理體系的完善,才能打破舊的社會局面,給社會生活以新方向,給現代化進程以新突破。
  另一方面,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不是國家治理體系越完善,國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強。綜觀世界,各國各有其治理體系,而治理能力卻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個國家在同一種治理體系下不同歷史時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有嚴密的制度,還要有嚴格的執行;有嚴肅的紀律,還要有嚴格的遵守;有嚴謹的設計,還要有嚴格的落實。不能落細、落小、落實,制度只會束之高閣、形同虛設,其作用終將蕩然無存。
  與治理現代化的要求比,我們的治理體系建設離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的標準還存在較大差距,一些制度遠未成熟和定型。而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們的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下更大的力氣。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儘快把各級幹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我們才能補齊治理短板,讓國家治理體系更加有效運轉。
  (六)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必須弄清楚堅持制度自信與全面深化改革是國家現代化的根本命題,兩者相互激蕩,構成了實現總目標的方向和方式。
  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要往什麼方向走?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回答好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兩句話組成的有機整體,“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後一句,規定了具體方式。對總目標的理解,不能顧此失彼、斷章取義,兩句話都講,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毋庸諱言,中國是在落後的境遇中走上現代化道路的。這樣一種追趕者的身份,尤其容易讓人低估蘊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優勢、韌性、活力和潛能,認為制度現代化,就是向歐美髮達國家的制度模式看齊。
  然而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正因為沒有拄著別人的拐棍,堅持獨立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才能始終站穩腳跟,走出了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成功發展道路,形成了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成功制度體系,我們倡導的政治價值觀念、社會發展模式、對外政策理念贏得越來越多的理解支持。不管怎麼改、改什麼,都不能改變走這條道路的方向,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制度自信。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是成功的制度體系,為什麼還要改革?
  縱觀人類歷史,制度的演進和形成從來都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英國從1640年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到1688年“光榮革命”形成君主立憲制,用了幾十年時間;美國從1775年開始獨立戰爭到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新體制的穩定用了將近90年時間;法國從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國消亡、第三共和國成立,用了80多年;日本也是從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形成了現在的體制。
  社會主義這一全新社會的治理,更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過程,需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奮鬥來完善。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還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我們說堅定製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與制度自信之間的辯證關係。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
  (七)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必須處理好價值體系與制度體系這對國家現代化中的重要關係,兩者相得益彰,才能印證文化價值觀念與政治制度模式的統一。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背後,都有其核心價值觀,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制度完善、治理推進的過程,也是價值彰顯、精神構建的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重要力量。
  一個國家的價值體系和制度體系應該是高度一致的。制度安排是價值取向的體現。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制度的獨立性也就失去了根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需要核心價值體系的導航定向,需要堅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沿著這樣的國家目標推進改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通過這樣的社會理想凝聚共識;“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遵循這樣的公民準則檢視行為,才能為國家治理樹立正確的價值引領、營造良好的思想氛圍、提供不竭的精神動力。
  (八)“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踏上改革新徵程的中國,對現代化的認識實現了一個新的飛躍,然而世間萬事,知易行難。行之所難,難就難在思想的統一,難就難在利益的掣肘,難就難在觀念的束縛。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解決了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為了什麼、要取得什麼樣整體效果的問題,但如何讓統領全局的改革目標,落實為全國一盤棋的改革行動,將大氣磅礴的改革藍圖,轉化成全方位治理中的改革實踐,考驗著我們的執政水平,錘煉著我們的治理能力。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治理現代化,就要堅持系統思維,防止片面理解。只講“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講“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只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講推動國企改革;只講“單獨兩孩”,不講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只講如何分好“蛋糕”,不講如何做大“蛋糕”……這種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認識,勢必導致對改革目標的曲解。推進治理現代化是一項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只有兼顧局部與整體、原則性與靈活性,各領域改革才能協調配套、齊頭併進。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治理現代化,就要敢於觸動“奶酪”,突破利益藩籬。“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從反腐倡廉到簡政放權,從化解過剩產能到清除市場壁壘,深化改革難免觸動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種複雜關係的羈絆,不可能皆大歡喜。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必然議而難決、決而難行;固守局部利益的“一畝三分地”,必然相互掣肘,出現合意則取、不合意則舍的傾向。有勇氣、有膽識、有擔當,敢於突破既得利益,才能讓改革落地,使整體利益產生乘數效應。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治理現代化,就要大膽解放思想,打破思維定勢。正所謂“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如果完全順著既有的思維定勢來行事,可能就覺得不需要改革或不積極去推動改革。衝破思想觀念束縛,就是要破除妨礙改革發展的那些思維定勢,順應潮流,與時俱進。改革越是深入,就越要做好承受改革壓力和改革代價的思想準備,凡是對黨和人民事業有利的,對最廣大人民有利的,對實現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有利的,該改的就要堅定不移改,這才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國家和民族負責。
  (九)許多時候,鮮明的時代感,是在與歷史的對照中油然而生。
  回顧習近平總書記剛剛結束的訪歐之旅,一個細節意味深長:德國總理默克爾贈給中國貴賓的一幅古老地圖,在無數國人心中激起波瀾。
  那幅繪於乾隆年間的中國地圖,刻畫的是中國封建史上最後一個輝煌的年代。然而,繁華盛景背後的舊制度卻已是風燭殘年、百孔千瘡。在當時已經踏上現代化之路的歐洲人眼裡,這個神權專制的帝國“翻來覆去只是一座雄偉的廢墟”,“他們恆久不變的體制並不能證明他們的優越”。
  舊制度的軌道上,生產力的新車輪註定行之不遠,要邁開現代化的步伐,最根本的是在制度層面變革創新。這是中國人百餘年來從落後與奮爭中得來的經驗,也是當代中國最突出的時代主題。
  今天,身處“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在以30多年的奮鬥走過別人上百年曆程之後,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物質現代化成就之後,中國的改革正在開啟一條制度現代化之路,並決意用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奮鬥來推進完成。
  “現在我們乾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乾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巨人之聲,音猶在耳,新一輪改革大潮已經起勢。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中國充滿活力的制度文明與治理轉型,必將成為21世紀人類影響最為深遠的變革。  (原標題:標註現代化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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